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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劳教所348个，其中女子劳教所33个，未成年劳教所18个，戒毒劳教所49个。

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除了不能达到维稳这一初始目标外，依赖劳动教养维稳的制度设计一个附带的效应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受损。

对信访者劳动教养的依据常常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或《劳教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五项：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可以劳动教养的规定。劳动教养才真正有了期限。仅仅从立法形式上看，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已经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所有这些规定都包含了一条：劳动教养最低期限是一年。（第二款）而劳动教养制度是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数年甚至几十年的处罚，这是一种比逮捕更加严重的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理所当然应遵守宪法第37条的规定。

集中起来可以归结为八大理由：第一，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违反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第5条）和人权保障原则（第33条）。官员行为的失范必然引发社会的反弹，社会的反弹引发官员更加严重的暴力反应，最终社会陷入了不稳—维稳—更加不稳的恶性循环，官民关系成为暴力博弈。鉴于结构性腐败和乱象的蔓延速度，还有必要形成这样的清醒认识：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也不宜轻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预算议会专业性较强，会促进围绕权衡不同利益的理性对话，从而能够避免民粹主义、均富等容易情绪化的论争点成为政治的基本对抗轴，造成民主政治在还不太成熟的初期就夭折。其二，人口普查的最新资料确认中国人口递减之势已经难以逆转。关于法治政府的制度设计，基本的宗旨是确保国家权力的中立性，通过独立的、专业化的公务员系统和行政过程透明化来防止公共决策偏袒某个利益集团，防止出现选择性执法的流弊，防止公器的私用和滥用。在这里，社会上的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分化是在所难免的，国家机关内部的政策争论也是在所难免的。

在运用国有资产确立社会保障的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设计具有关键性意义。实际上，不得不借助二元基尼系数加以调整和解释的做法，本身就揭示了在社会两重结构中的整合困境。

法治政府是否真正形成，可以把审判权的存在方式、特别是民告官的程序公正和胜诉率作为标准来检测。在这样的情形下，所谓未富先老老无所养的不安会感笼罩在多数人心头，如何尽快建构一张完善、合理的社会保障网就成为突出的政治议题。实际上，没有审判独立，严格适用法律就是一句空话，公共权力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限制。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客观条件来看，通过审判独立和司法审查形成制衡政府权力的制度化应该从2013年到2015年期间开始，并在2018年左右产生实效。

中国的法治路线图的出发点和行进的方向、步骤、速度也因而明朗。为了维护执政地位，又需要通过强化福利保障制度来争取广大人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支持。预算议会还有利于在有效地加强民意代表对行政权的监控的同时，加强政府独立面向社会承担责任和政治风险的能力。法治政府所谓法治政府，就是不仅要以法律作为手段来实施治理，也不仅要树立依法行政的方针，还必须承认法律优越的原则，承认法院在具体案件审理方面做出终局性决定的权力，承认在法律解释方面审判权高于行政权。

一部得到全民拥护的宪法，可以避免一事一议、分别交涉的繁琐和成本上升，让那些身份、教育、种族、政党以及宗教迥异的公民们团结起来，并且为社会生活提供基本的框架。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就是今后十年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基本课题。

除了拆解二元社会，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民福利事业投资也是拉动内需消费、体现分配正义、迎接老龄化时代的重要举措。但是，即便农村区域基尼系数为0.39的统计结果，已经接近阶层分化的临界点，也无法掩盖城乡收入差距为3.3倍以及城市区域基尼系数不可计算的事实。

通过一整套的行政改革举措减少审批项目，提高治理的效率和公正性，只涉及国家权力的合理化问题，并不直接影响统治的主体。三件大事意味深长研判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势，有三件事值得重视。假如预算的审议结果真能直接牵涉不同集团的切身利益，那么，对于利益代表的重视程度就会迅速提高，能够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功能强化和改革。要及时建立和健全各种福利制度，就需要把国有企业所持股份的相当部分、甚至绝大部分转让给民间，用出售国有股份所获得的巨额款项来填补支付缺口、完备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审判机关尤其是最高法院应该扮演宪法卫士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制衡其他权力的根据和力量。此外，还应该按照精兵简政方针，尽量压缩地方政府的编制和开支。

另一项是在2004年开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的法治政府，主要是在迄今为止的行政改革的延长线上适当重组行政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对全国预算案的实质性讨论势必刺激地方政府以及各种社会力量有兴趣到中央的公共论坛讨价还价，从而有助于在推动地方自治的同时保持中央的凝聚力。

另外，与人口政策相关的还有性别失衡问题，涉及社会治安政策以及国际私法等问题。前面提到的贫富悬殊和城乡差距会深刻影响消费能力的加强，更严重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导致过度的储蓄偏好，压抑消费意欲的伸张。

在这个意义上，推行预算议会的做法不仅要改变各级人大的工作重点，而且还必须改变其活动方式和成员构成。2011年生效的社会保险法，就是以安身、安心、安全为目标的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此，当然需要利益磨合、意见竞赛的场所、公平的规则以及忠诚而有能力的代理人。毋庸讳言，当前国内外社会环境中存在的风险、不确定性以及预料外因素也许会干扰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最近的一个案例发生在今年８月的湖南省永州市。由于缺乏明确的性质界定，对其批准程序缺乏监督和限制等漏洞，劳教制度给一些部门滥用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劳教制度允许公安机关无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和思想教育等措施。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对决定做出了补充，并制定了劳动教养实施的详细规定。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起始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当时新生的人民政权正忙于肃清残余敌对势力，整顿社会秩序。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２日电 在社会各界多年呼吁后，中国饱受争议的劳动教养制度终于被提上改革日程。

如今，改革明显存在问题的劳动教养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些案件说明，劳教制度被一些权力机关当成迫害无辜群众和打击上访者的便利工具，严重侵害了公民人权和依法治国精神，也损害了政府在人民中的公信力。

其中除犯有盗窃、诈骗、赌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人外，主要是有重复卖淫、嫖娼和重复吸毒等违法行为的人。事件披露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因此，一些法律专家认为，这一制度与《立法法》等上位法冲突，也违背了《宪法》的有关规定。劳教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与中国人权状况和法制进步趋势相悖，这一制度的改革不可避免，是历史的必然。

劳教制度的这些漏洞，也与中国总体进步的人权状况不相符。姜伟表示，劳教制度是由中国立法机关批准的法律制度，有法律依据，为维护中国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不满法院对７名罪犯的判决结果，唐慧不断上访，最后被永州官方送进了劳教所。据中国司法部劳动教养管理局网站２０１１年７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介绍，截至２００８年底，中国共有劳动教养管理所３５０个，在所劳教人员１６万人。

但他同时坦言，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存在问题。唐慧的遭遇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国内众多学者、意见领袖和官方媒体大声疾呼要求放人，最后唐慧在被捕几天后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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